1942年6月7日，“南社巨子”柳亚子来到桂林。这一年，他55岁。经过几十年的磨难和风雨，他所见到的中国，仍是在危难和疮痍的笼罩之中。“世乱身仍健，心雄国便辰。头颅犹我戴，肝胆为君新。”是他仍豪情在胸，壮心不已的真实写照。柳亚子在桂林与苦难斗争，也与新老朋友们互相支持一同抗日救亡，他是在桂林留下诗篇最多的诗人。
柳亚子（资料图片）
初到桂林的感动：一碗豆浆冲鸡蛋
初到桂林，柳亚子被一碗豆浆冲鸡蛋所打动。为何如此？
敲一个鸡蛋在碗里，用筷子搅散后用滚烫的豆浆冲开，这便是豆浆冲鸡蛋，这样的吃法在江浙一带是老一辈的记忆了。柳亚子到桂林后首先到文化供应社找陈此生，正好那天是星期天，陈此生不上班，柳亚子就跟文化供应社的工作人员说找宋云彬（浙江籍），当时柳亚子并不认识宋云彬，只是在茅盾的小说《牯岭之秋》中见到宋的名字，工作人员就带柳亚子到了丽君路宋云彬的家，宋云彬与柳亚子一见如故，留柳亚子在家中吃了一碗生冲鸡蛋。因为流离失所太长时间，生活困顿至极，柳亚子对这碗生冲鸡蛋印象极其深刻，觉得味道比什么都好。宋云彬还请柳亚子吃午饭，安排了不少菜，还有三花酒，并替柳亚子引见了茅盾夫妇、邵荃麟夫妇、金仲华、傅彬然等人，其中有从香港逃到桂林的，也有原来就在桂林居住的。乱世中新老朋友相聚一堂，犹如那一碗豆浆冲鸡蛋为柳亚子带来了温暖。
柳亚子（右一）和夫人郑佩宜（右二）
记者曾询问过98岁的老人周奶奶，她是灵川大圩人，1942年她住在桂林的南门桥一带，她告诉记者她从未吃过豆浆冲鸡蛋，在街上也没有印象见到过，可见在当时这一吃法在桂林并不普遍，但在当时的桂林城中的确是有这一吃法的。柳亚子来到桂林还曾专门提到过豆浆冲鸡蛋。
柳亚子的《榕斋读诗记》中写道：我是六月七日到桂林的。隔了几天，于伶、柏李请我吃“美丽川”，会到了寿昌、予倩两兄，再隔几天，有一个早上，我去三多路喝了豆浆冲鸡蛋回来，在路上碰见寿昌。他说：“我同熊佛西先生到旅馆找你去的，没有看见。现在，你同我找熊先生去吧，他说备好午餐请你吃便饭呢。”我说：“很好。”他又说：“那么，我还有事要找予倩，你先跟我去走一下吧。”于是不由分说，领我去找予倩，转弯抹角，兜了几个圈子，结果才在艺术馆找到他。我等他们俩谈了一番正事以后，便和予倩分别了，仍由寿昌领我一直到榕荫路熊先生的旧寓来……
柳亚子全家福（郑佩宜二排中）
在柳亚子的文字中豆浆冲鸡蛋总是和友人联系在一起。其实柳亚子在桂林的生活，是恶劣环境下的艰苦生活。他到桂林后，先是居住在环湖旅馆，不久，即迁到丽君路南一巷。在那里住了不到半年，就碰上了麻烦，“房东催搬家，几乎连容身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搬到丽君路23号，那里的居住条件更差，房子在贫民区，屋顶漏雨，又无钱修理，只得任其自然。经济上也日渐拮据，雇不起佣人，谢冰莹的《忆柳亚子先生》中写到“柳夫人自己每天上街买菜，自己做饭洗衣”，在飞涨的物价面前，柳亚子开始卖字，以补家用。为此，柳亚子曾解嘲地说：“在桂林最后半年中，居然卖字，也居然卖到一点钱，这真是天晓得。”或许正是如此，豆浆冲鸡蛋才尤为珍贵，慰藉了他困顿生活里的灵魂。
在桂林留下诗篇最多的诗人
千百年来，历代诗人墨客，在桂林留下了不少诗篇，而在桂林留下诗篇最多的一位诗人，便是柳亚子。
柳亚子在桂林的诗作，有《骖鸾集》10卷，现收入《磨剑室诗词集》的就有973首，得以保存下来，还有寄赠文坛诸友，散落于世间尚未刊布的也有不少。熊佛西对诗翁的印象是：“诗句是那样的‘得来毫不费工夫’”。有时甚至出口成诗，天天有诗，据《骖鸾集卷四》前言记述，1943年4月“乃成诗六十五首”。
端木蕻良、柳亚子（左二）、尹瘦石、李白凤等人在桂林合影
柳亚子在桂林的诗分为抒情诗、咏史诗、寄赠诗、纪游诗、纪事诗、祝寿诗、题赠诗、题画诗、留别诗等。他的诗作，当时写作的动机和对象虽有不同，但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极强的现实意义。茅盾称柳亚子的诗为“史诗”，郭沫若亦给他的诗以极高的赞誉：“于庄严的规律中寓以纵横的才气，海内殆鲜敌手。”
柳亚子的诗里有对国土沦亡、民族遭难的危亡时局的关切与忧虑，对坚持抗战斗争、代表光明和进步的中国共产党的赞扬。还有他急切希望早日驱逐外敌，收复国土的心愿。如他在《阳九行一首》中，怆然写下“痛定思痛今何时，忍听豺狼尚咆吼”。在《五月二日为曼殊逝世卄六周年忌辰》一诗中写道：“遗冢孤山犹陷贼，几时归棹奠湖漘。”当年，柳亚子身在国民党统治区，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主席却非常崇敬并充满向往之情。他将桥陵（即黄帝陵）指代延安，1943年6月8日在《次韵答沫若》一诗的结尾写道：“肯信寒琼出幽草，北望桥陵佳气好。云台他日定相逢，君是星虚我房昴。”此外，他在1944年《次韵和必武见寿新诗，分寄毛主席及伯渠、玉章、特立、曙时、恩来、颖超诸同志》及《闻伯渠抵渝遥寄两律》中，无不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心情。
柳亚子在桂林时，曾将较多的精力投入南明史研究的恢复工作中，这也是他在桂林所从事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抗战开始后，柳亚子在上海、香港等地开始了南明史料的研究工作及南明史的写作。到1941年底，已编撰成《南明纪年史纲》8卷8编，完成南明人物传记13篇，整理《皇明四朝成仁录》10卷以及写下了有关文章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柳亚子所撰原稿及收集的南明史料百种，均遗弃于香港九龙。
柳亚子到桂林后，一个初秋的下午，南明靖江王裔孙朱荫龙与朋友同去拜访，受到柳亚子的热情接见。从此，两人在南明史的研究方面经常交换意见，时有唱和，彼此成了同道，一起重新开始南明史研究。
1943年元月，他与朱荫龙共同起草了《南明史编纂意见书》，1944年，与朱荫龙、宋云彬发起成立了“南明史料纂征社”。柳亚子为社长，旨在搜集与研究南明史料，编撰《南明纪年》《南明纪事本末》《南明史》三书，还拟编印有关南明史料的资料集，创办研究刊物，其规模甚宏。因桂林不久后沦陷，这一工作又未得完成，但朱荫龙和柳亚子在两年的相处中，却成了忘年之交。柳亚子在桂林写诗900多首，赠诗最多的要推朱荫龙（琴可）、尹瘦石、田汉和熊佛西几位了。由于柳亚子与朱荫龙在南明史研究方面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因而两人感情也更为深厚。
朱荫龙于1944年5月患肾脏病，柳亚子不仅五次亲临探视，而且每次都以诗慰之。如：熊郎勿许起疮痍，与我同心科学医。善保千金驱体好，南明史料要钩稽。雄鬼南明佑君来，良医郑重进刀圭。眼波得伺妆台好，千古刘伶是祸胎。
柳亚子一位已经57岁的长者，对这位三十刚出头的后生朱荫龙如此关怀，不同一般，这些诗，凝注着二位南明史家的战斗友谊，也倾诉了一位前辈对后生的殷切厚望。
为抗日救亡工作尽力尽心
柳亚子到桂林后，即被文协桂林分会选为理事。他积极参与工作，主持正义，摈斥邪恶，为保护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奔走呐喊。有一次，进步刊物《野草》发表了一篇揭露《大公报》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政策“小骂大帮忙”的文章，《大公报》某经理恼羞成怒，操纵出版界商人从印刷、发行等方面对《野草》施加压力，企图阻碍《野草》的继续出版。柳亚子闻讯后，在文化界人士的聚会上怒目大骂：“如他在这里，我要一脚把他踢出去！”
在文协桂林分会的一次会议上，国民党顽固派特务来监视会场，柳亚子在发言中面斥这个家伙，“使这个家伙尴尬万分，面无人色”。当时，曾有人劝柳亚子在这些事情上不要过于认真，不必小题大做，他抗辩道：“我们大事管不了，只好管管这些小事呢！”
柳亚子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在西南剧展期间合影
柳亚子在桂林还多次参加文化界的各种聚会，进行多次发言与演讲，发表了许多对抗日救亡和进步文化事业颇有帮助的建设性意见。如1942年7月14日，他在田汉主持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上，提出写史剧“是不是要更多地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会后他专门撰写了《杂说历史剧》一稿发表于《戏剧春秋》上。这篇文章，从历史剧写作的动机、历史剧应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历史剧的人物对话等方面，阐述了历史剧创作的若干问题，对当时桂林乃至整个国统区出现的历史剧写作和演出高潮，提出了颇有帮助的意见。他在当时的许多发言与演讲，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都起到直接帮助的作用。
在桂林时，柳亚子生活艰苦，为支援前方抗战，他将家中仅有的1万元捐给救亡组织，用作慰劳衡阳抗日守城军队。这事还使直接管家理财的柳夫人曾不无懊恼地对人谈起：“这是家中仅有的一点钱了。”
柳亚子书法作品（图片源自网络）
1944年6月，日寇大举西进，湘桂前线吃紧，为了支援抗战，桂林文化界在田汉等的发起和推动下，组成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工作委员会”，开展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动员了所有学校、团体和文化界人士，一齐涌上街头。在这支宣传队伍中，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长老团”，在全城巡回演讲，进行募捐，他们的行动，在当时桂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长老团”的成员，除了李济深、李任仁诸先生外，柳亚子也参加了。他们以自己的爱国真情感动了千千万万民众的爱国救亡之心，连许多在苦难深渊中挣扎的下层民众，如人力车夫、报童等，也纷纷献出了自己的血汗钱。
1944年9月12日股票十倍杠杆原理，桂林城防司令部下达了第三道强制疏散令后，柳亚子才乘坐最后一班民航机离桂前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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