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院校研究作为推动高校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它不仅关系到高校如何更有效地适应社会需求、提升教育质量，更关系到如何通过科学决策，推动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今天，一读与您分享刘献君教授的专访，通过刘献君教授的深入分析和精彩阐述，我们可以看到，院校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范式，更是一种推动现代大学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工具。刘教授提出的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和应用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同时，他关于教学服务型大学、教育理念、现代大学制度等的探讨，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刘献君，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名誉理事长。原任文华学院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杂志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理论研究，40多年在德育研究、文化素质教育研究、院校研究、个性化教育研究等领域发表论文250余篇，出版专著18部。刘献君教授出版的相关著作有：《大学德育论》《文化素质教育论》《院校研究论》《个性化教育论》《大学之思与大学之治》《大学之思与大学之建》《高等学校战略管理》《教育研究方法高级讲座》《专业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大学之道——刘献君教育论丛》等，获国家级教育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次，全国人文社科图书一等奖，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等，被评为全国高等教育有重要贡献学者，入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
作者：刘献君，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署光，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以及社会问责的加强，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种专门研究范式，院校研究在我国已经得到众多高校的认可，不少高校领导重视和开展院校研究。院校研究的开展，推进了我国现代大学管理的科学化进程。刘献君教授推动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身兼管理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在全国推动开展院校研究。经过十多年的探索，院校研究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成效，我国院校研究正由“初步形成”走向“规范发展”阶段。笔者（以下简称“魏”）受《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之邀，对刘献君教授（以下简称“刘”）进行了专访。刘教授十分重视这次访谈，与笔者共同拟定访谈提纲，并审阅了访谈文稿。
魏：刘教授，您好！近年来，您一直致力于在全国推动院校研究，能否先请您谈一下开展院校研究有哪些意义和价值？
刘：是的，开展院校研究，必须首先弄清楚院校研究的意义，提高对院校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的提高，将伴随院校研究的始终。前几年，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将院校研究的意义归纳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推进高等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有利于推进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有利于推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高等教育法治建设。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院校研究的重要性。
院校研究为高等学校决策提供有力支持。管理就是决策，决策十分重要。高等学校决策涉及面广，十分复杂。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培养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人才培养目标、过程的确立，既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又要符合高素质人才成长的规律。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一代一代的学生也在不断成长变化。高校的人才培养十分复杂。高等学校从事专门高深知识的教与学活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因而，高等教育有着低层次学校所碰不到的特殊问题。大学之间，由于学科专业不同，教师、学生、职员等人员结构不同，所处地域不同，学校的历史文化不同，因而每一所大学的决策都不能照搬别人的，需要进行创造。面对如此复杂的状况，不少大学的决策仍然停留在“拍脑袋”，随意性很大。院校研究的开展，正是为学校决策提供科学支持。院校研究与决策者的关系，犹如汽车表盘与驾驶员的关系，没有表盘，驾驶员无法开车；没有院校研究，决策者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
院校研究帮助高校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要。信息技术将对教育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明显。面对大量、动态、能持续的数据，通过运用新系统、新工具、新模型的挖掘，从而获得更具有洞察力、新价值的东西。大数据具有容量大、种类繁多、速度快和价值高等特征。特别是，大数据时代，通过海量的数据分析、处理和集成，找出人们以前看来毫无关系的那些数据的“关联性”，使原来似乎无用的数据活起来，支持我们对管理决策作出自己的判断。大数据对教育、教育管理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原来不太可能评价的品质、能力等，通过大数据获得评价的可能。院校研究的主要特征，正是通过数据去发现问题，通过数据去分析问题，通过数据去解决问题。院校研究的发展，正好与大数据时代的要求相契合。对于决策而言，院校研究首先获取大量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加工形成信息，对决策者有用的信息形成知识，对知识的思考产生智慧，从而形成一种“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新的数据驱动决策的新模式。
院校研究推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转变。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特殊的历史发展和背景，高等教育研究从探索高等教育学，研究宏观问题，培养研究生开始。这一方面使其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较早进入了学术研究的主流领域，但是，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造成比较多地运用思辨的方法，容易脱离实际，研究显得比较空泛。院校研究则是强调对单个学校的研究，对每一所高校在管理中遇到问题的研究，强调系统收集资料，运用科学的方法，具体分析资料，从而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院校研究的开展，推动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正如厦门大学王洪才教授在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创立、再造与转向”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我们认为，能够反映高等教育研究理论转向的是院校研究协会的成立，这一现象表明有一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识到高等教育研究必须走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路线，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丰富理论，建构理论。这一转变也代表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的转变。”［1］
魏：20世纪程星、周川等学者开始介绍美国院校研究，为什么直到本世纪初我国才开始开展院校研究？
刘：20世纪八九十年代，程星、周川等学者就开始向国内介绍院校研究。译介中对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历史、现状、基本特征与职能等进行了介绍。他们的译介对国内学术界了解院校研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院校研究的开展，需要有必要的条件，比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社会问责制度的建立，高校拥有较多办学自主权等。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还处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很低，高等学校的规模还比较小。1998年，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为 643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问责尚未形成，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如学生、家长、教师、社会公众基本处于无权状态。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还相对较少，计划经济的色彩比较浓厚。因此，高校缺乏通过院校研究进行科学管理与决策的动力。
这一状况到1999 年开始发生变化。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开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显著提高，高等教育发展逐步进入大众化阶段。截至2013 年底，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总规模达到346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4.5%。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提出者马丁·特罗认为“增长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量的增长引起质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数量大规模增长，将导致高等教育模式发生转变。这个转变涉及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如课程、教学方法、高校与社会的界限、高校管理者、高校管理模式、最终决策权等。高校管理者面临着管理上的压力，需要院校研究为其管理与决策提供咨询和支持。
同时，近年来，社会各界对高校的问责制度也开始提出。比如教育部明确要求部属高校编制、发布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并提出这是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体现。2010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学校通过各种途径定期向社会公开12类信息，并明确提出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高等学校信息，促进高等学校依法治校。我们相信，随着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将越来越需要院校研究来回应社会问责。
此外，与上世纪相比，高校有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14年7月份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从七个方面推进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办学自主权的增加，使高校有动力来通过院校研究为管理与决策提供咨询和支持。
魏：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院校研究呢？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学校管理研究、校本研究等有什么不同呢？
刘：的确，由于院校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初接触院校研究的同志，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有人会提出。在探索院校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多次进行过讨论。院校研究一词由英文“institutional research ”翻译 而来。这个词直译为“机构研究”，这显然不太合适。如果译成“校务研究”，给人的感觉似一般工作研究。如果译成“校本研究”，也不太合适，校本研究是中小学使用比较多的一个词，主要指教师的课程、教学研究。相比之下，院校研究一词，对研究对象表述比较明确，而又有科学研究的意义，体现了学术性，比较合适。与高等教育研究比较而言，人们通常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是将人类高等教育的实践作为整体或部分的研究，旨在提高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性质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围比较宽广，院校研究则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领域，一个重要方面，一种新范式。与高等学校管理研究比较，高等学校管理研究的对象是一般高校，侧重研究高等学校管理的一般原则、途径与方法。院校研究是对单个学校的研究，我们将其界定为，院校研究是通过对本校管理问题的系统和科学的研究，以提高本校管理水平的一种研究。
我经过反复研究，将院校研究的特征概括为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应用研究，并撰写了《院校研究论略》一文，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下面，简要将这四个研究介绍一下。
第一，自我研究。所谓自我研究，就是指研究自身学校。每一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办学历史、组织传统及特色，只有院校中的人才最为熟悉和了解自己学校的问题。院校研究者的任务就是结合自身学校的办学历史、传统及特色，对自身学校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为学校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例如，2000年初，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曾组建课题组，为青岛大学制定“十五”发展规划提供战略咨询。当时，青岛大学刚刚由四所学校合并组建而成，人们对新合并的青岛大学的办学目标及特色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我们课题组在为青岛大学做战略咨询时，着力强化了新青岛大学的蓝图和发展前景，并围绕发展蓝图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我们为青岛大学所提供的战略咨询，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第二，管理研究。高等学校的工作可以分为三大块，一是教学科研，二是后勤产业服务，三是组织管理信息保障。院校研究并不对学校的所有问题进行研究，院校研究基本上集中在管理研究，很少涉及教学研究。但是，院校研究可以进行教学管理研究，从有效管理的角度，跟教师一起研究教学评估、教学资源利用等问题，但不做教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例如，2007年清华大学的全国大学生投入度调查（NSSE）显示，清华大学的校园环境支持度较美国大学更为理想，但在对学生学习的严格要求程度、主动合作学习、生师互动等指标上与美国大学存在明显差距。针对这一研究结果，研究者为学校的教学评估、教学资源配置等教学管理事务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为学校的教学管理发挥了重要的参考咨询作用。
第三，咨询研究。决策系统、智囊系统和信息系统三个系统构成了现代决策体系。在决策体系中，院校研究人员主要涉及的是信息系统和智囊系统方面的工作。从这个角度看，院校研究又是咨询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本校的运行数据，建立数据仓库，院校研究发挥了“信息权威”的职能。通过对数据仓库中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为学校改革与发展，提出若干建议，院校研究可以发挥学校领导“智囊团”的作用。十多年来，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的教授们曾为全国400余所高校提供过管理咨询，推动了这些学校的发展。例如，前几年，我们曾经为河北科技大学提供过管理咨询，帮助河北科大制定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2011年初，河北科技大学党委曾专门致信我们课题组。信中提到我们课题组为其制定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立足学术前沿，站得高、视野广”，是“引领我校未来十年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纲领”。
第四，应用研究。就研究的学术领域而言，研究大体分为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实践开发研究。院校研究主要目的不是发展理论，一般也不涉及实践开发研究。院校研究主要通过科学地收集和分析数据，为学校管理提供咨询，推动高校管理科学化。因此，就研究的学术领域而言，院校研究是应用研究。例如，2002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将实施教师聘任制作为院校研究的一个课题，成立研究组，着手进行研究。研究组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教师聘任制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结论。比如，按照学科和任务相结合的原则给院系设置岗位；首次聘任中实行“建立制度、进入体系、严格合同”的原则；等等。在研究的基础上，学校进行决策和组织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确立了教师和学校新型的关系，推进了现代大学人事制度的建立；通过岗位设置和聘任，大力推进了学校的学科建设；教师增加了自主性，积极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明确了发展方向。
魏：在我国开展院校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呢？
刘：我们华中科技大学2000年3月成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着手探索院校研究。2003 年，在甘肃天水举行了全国首次院校研究会，组织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共同探讨。在这一过程中，深感院校研究开展的艰难。遇到的困难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院校研究的需求不旺。马克思提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的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12-13 可见，现实需要十分重要。为什么院校研究的需求还不旺呢？首先，高校虽然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但办学自主权还不充分。我国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在私法权方面比较充分，但公法权缺失。只有办学自主权充分，学校领导对院校研究的需求才会充分。其次，尚未形成系统的社会问责制度。近年开始，由于教育部的推动，社会问责已经开始，但并没有形成制度，社会无权了解、干预大学，大学校长也没有直接回答社会问责的要求和积极性。社会问责是推动院校研究的重要力量。再次，在高校，经验决策仍然占主导地位，决策咨询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地位，这也导致了院校研究需求的不旺。
开展院校研究的条件还不够成熟。院校研究在于系统收集资料，科学分析资料，提供决策支持。院校研究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院校研究的数据不充分。从学校内部看，虽然多数高校建立了业务数据库，但数据分散，不一致；数据保密，不公开，导致形成信息孤岛。没有建立分析数据库，难以对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级有关信息系统还处于建设之中，院校研究不能取得比较性的数据。我国信息技术相对落后，数据挖掘、在线分析处理、数据汇报等在我国院校研究中几乎处于空白。这些严重制约着院校研究的开展。
学术制度、体制和习惯的制约。前面已经提到，和美国不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是从开展学术研究、建立学科、培养研究生开始的。与之相适应，形成了一套学术研究的制度、体制和习惯。例如，衡量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水平、晋升职称，主要看课题、论文的数量和水平。院校研究是应用研究，衡量研究人员水平，主要看为学校决策提供咨询的质量，数据收集、信息发布的水平。这就造成了某种冲突，院校研究人员在完成院校研究任务的同时，为了职务晋升，还要撰写学术论文，有的还要担负教学任务，从而使院校研究受到严重影响。
研究队伍水平、能力不足。我国很多高校已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其主要任务应该是院校研究，开展院校研究理应依靠这一部分人员。但这部分研究人员往往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把握、研究能力，难以适应院校研究的需要。
魏：那我们又是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刘：十多年来开展院校研究，一方面外部条件正逐步改善，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不断努力，推进院校研究。从外部条件看，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给高校管理带来了大量问题，需要研究；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也提出了需要学校自身研究、解决的问题，院校研究的需求在扩大。同时，政府的政策、要求，也对院校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为院校研究的开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进一步强调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要完善社会问责制度，要构建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倡导教育家办学，等等。这些都对推动院校研究的开展，十分有利。
十多年来，我们依靠两个团队，即院校研究会的骨干团队、华中科技大学的专职研究团队，竭尽全力，推进院校研究中国化。主要有这样一些做法。
第一，我们通过学习、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的理论和经验来理解院校研究。2001年，首先从美国购买了一批院校研究资料，组织翻译、学习和了解美国院校研究。之后，陆续翻译出版了《院校研究译丛》《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新工具丛书》等三套丛书，进行深入学习。十多年来，40多位美国大学校长、副校长和院校研究人员，应邀来我国讲学，参加院校研究学术会议，聘请20余位美国院校研究人员（华中科技大学聘请了8位）作为兼职教师，他们通过系统介绍、指导，帮助我们开展院校研究。我国派遣了30余位院校研究人员到美国院校研究会和有关大学的院校研究机构工作、学习。在学习、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的基础上，探索院校研究的中国化。
第二，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美国院校研究就是围绕学生学习评估、学生入学管理（enrollment management）、教师问题、财务问题及规划问题等专题来开展的。所以，专题研究是院校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当前，我国开展院校研究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还不是很充分，通过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开展，短期内可以收到较好的成效。专题研究的成果容易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在专题研究的过程中，院校研究人员的研究素质、能力和水平也能够得到较好的锻炼。专题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自身积极开展的专题研究；二是国家层面开展的专题研究。学校层面，2009 年上半年，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6个专题研究，这6个专题研究都是针对本校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另外，“上海交通大学院系中长期评估”“中国海洋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组织模式研究”等专题研究，不仅推进了本校管理工作，而且成为其他高校开展专题研究的范例。在国家层面，我们针对我国高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在全国组织专题研讨会，进行研讨。比如我们 2006 年在西安举办高校战略管理专题研讨会，2010年在苏州举办高校师资管理专题研讨会，2012年在武汉举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专题研讨会，2014年在成都举办课程建设与本科教育改革专题研讨会。专题研讨会的举办，很好地推动了全国高校专题研究走向深入，走向规范。
第三，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互推进。当前，高等学校管理实践越来越复杂，实践具有紧迫性、动态性、模糊性和总体性，解决实践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根据中国国情和校情，我们提出，在中国院校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要紧密结合，相互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院校研究机构体现两者的结合。例如，行政机构和研究机构合二为一，两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或者行政机构与研究机构分设，两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设立研究机构，赋予一定的行政职能，参与部分学校管理。（2）院校研究项目体现两者的结合。院校研究机构承担的项目，既有为学校提供数据，通过数据分析为学校提供决策支持的项目；又有围绕学校战略发展，针对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设立的项目。（3）管理研究与管理咨询相结合。我国院校研究起步晚，发展不平衡，其中一部分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的学校自身难以有效开展研究。因此，一些研究力量比较强的学校组织研究人员，到研究力量薄弱的学校进行管理咨询。如院校研究开展最早的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近几年，组织研究人员到近50所大学，和这些学校的领导、研究人员一道，帮助制定学校发展战略规划，为学校管理问题提供咨询，产生了良好效果。
第四，培训院校研究人员。开展院校研究，一定要有一批事业心强、热心于院校研究、具备院校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培训院校研究人员。首先，将研讨会与研讨班相结合。从 2003 年开始，我们单年举办国内学术研讨会，双年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际研讨会的前两天，举办国际研讨班，邀请出席国际研讨会的外国专家为我们院校研究人员授课。2012年8月，我们还与海外华人院校研究会共同合作，在杭州举办“大学数据系统设计与分析”培训班，邀请了多位在美国高校从事院校研究实践工作的专家为我们授课、答疑，来自全国 50多所高校的100多位院校研究人员参加了这次培训班。再次，在高等教育学位点设立院校研究方向，开设院校研究课程，培养专业人才，扩大研究队伍。从2007年开始，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面向全体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了院校研究概论、院校研究专题、高校战略管理等院校研究方面的课程，并使之成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与此同时，推动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专业博士学位制度以培养高水平的院校研究人员。
第五，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团队。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是一个开放的组织，教育科学研究院及校内外的教师都可以参加。但开展研究，还需要有专门从事院校研究的核心成员。因此，2003年5月，我们成立了由7名教师组成的院校研究所，作为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的下属实体机构，专职从事院校研究。另外，我们充分利用院校研究学会这一平台，通过院校研究会理事及常务理事的参与和推动，在全国推动院校研究。
魏：您本人在十多年的研究中，得出哪些新的认识，并以此推动全国院校研究？
刘：在近十多年间，我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校研究所的老师们一同在全国推动院校研究。在推动院校研究的过程中，通过研究与实践，吸收了大量信息，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也形成了部分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参照国内外对院校研究含义的理解，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实践，我提出院校研究的基本特征是“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应用研究”。当前，高等学校管理实践越来越复杂，“实践具有‘紧迫性、动态性、模糊性和总体性’”，解决实践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因此，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校情，我们提出，在中国开展院校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要紧密结合，相互推进。开展院校研究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比如社会问责制的建立，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等，但在院校研究外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如何推进院校研究呢？经过研究，我们提出“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为专题研究的基本方法”。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推动，我国院校研究已经从“初步形成”阶段逐步迈入“规范发展”阶段。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忍不拔的毅力，将十年发展的目标与近期研究紧密结合，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
教学服务型大学。在《教育研究》2007年第7期《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兼论高等学校分类》一文中，我提出了“教学服务型大学”这一概念。为了全面体现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推动高等学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努力办出特色，应该建设一批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是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学服务型大学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以推动知识的创新、传授、应用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为宗旨，全面构建新型的教学与科研模式、组织制度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现代大学，具有“开放性、应用性、多样性、地方性”等特征。培育具有强烈服务意识、服务精神的学校领导核心，确立学校转型发展的办学格局，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合作开展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建立共容共生的组织制度，是教学服务型大学转型发展的主要路径。［3］
教育理念。学校管理包括五个基本要素：理念、制度、队伍、资源、文化。其中，“理念”是学校管理的先导性要素。大学是一个理念组织。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大学的精神、使命、功能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对具体的教育目标、教育制度、教育活动、教育方法等产生直接影响或施以无形制约。我国多数大学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教育理念，这是造成大学发展趋同、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重新确立大学的核心理念是学校改革的首要任务。核心理念是学校文化的灵魂，要以核心理念统一认识，凝聚人心，推进发展。
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运用哲学思维，从关系模式中科学把握。世界处于“关系”之中，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离不开对“关系”的研究。首先，现代大学制度在大学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在其建设中，如何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成为核心问题。由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者的性质不同，运行规则不同，权力主体多元、交叉，以及校长角色的错位，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去行政化”成为必然选择。建立服务型机关可成为“去行政化”的突破口，通过人管人，制度管人，文化管人，达到“去行政化”的目的。其次，大学发展一般有两种模式，“学术积累”与“管理创新”。学校发展既要依靠学术积累，又要依靠管理创新。再次，大学发展包含两种活动，“目的性活动”与“手段性活动”。教学是“目的性”活动，管理是“手段性”活动。办学是为了教育，手段性活动要服务于目的性活动。行政、教学管理要为教学服务，为教师和学生服务。学校的一切工作要“以学生为中心”。在对工作进行评价时，工作没有做好，肯定有问题；工作做好了，同样有问题。因此，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危机感。
高校战略管理。“一年可能办不成任何事，十年可能办成任何事。”一所学校建设，一个学科发展，都存在“三个十年”：十年起步，十年发展，十年提高。我们要以开阔的视野与思路，集中集体智慧，寻找大手笔的措施，扎扎实实推进学校发展。研究认为，影响高校战略规划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从战略、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的发展过程中，我国高校仍然停留在战略规划阶段，没有从战略管理的高度来进行战略规划。战略管理包括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高校战略管理要抓住几个关键点：“外向性是战略的主要特征”；“定位是战略的核心”；“舍弃是战略的精髓”；“战略实施是战略管理的主体”。我们要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学校的核心战略，将经费的筹措、规划放在战略管理的突出地位，增强战略转变的意识。
办学特色。大学的办学特色指一所大学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持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办学特征。每一类大学，与其他类型大学不同，有其自身的特色，我将其称为“类特色”。“类特色”指同类大学因其办学性质相近而共同具有的比较持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独特的办学特征。中国大学要从总结办学特色走向创建办学特色，以“类特色”为前提，在竞争中选择，在学校发展的历史、文化中生长，明确学校创建办学特色的方向、目标，通过凝练核心教育理念，实施大手笔的举措，在评价中发展，有效推进办学特色的创建。
共同创造。大学追求卓越是无限的，发展是永远的，“只有创新才是后来居上的唯一选择”。大学的性质和组织特征，给我们留下了极大的创新空间；大学的每一项发展、改革，都是一个创造过程。学校的建设，并不是校长、教育研究者提出一个理念、设想，大家照着去执行，而是领导、师生在实践中“共同创造”，学校的发展是全校师生共同创造的结果。比如，文华学院将个性化教育作为办学特色，就是全校师生共同创造的成果。在共同创造中，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三个关键”（潜能、立志、空间）和“五个注重”（注重培养学科专业特色，注重加大专业、课题的选择性和灵活性，注重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针对性教学，注重量身定做培养计划、实施个性化课表）的个性化教育体系。个性化教育仍然在共同创造之中。
高校决策。管理就是决策，决策十分重要。加强高校决策，必须认识和理解决策。高校决策具有如下主要特点：高校决策是为自由创造条件的决策；高校决策可分为“学术决策、行政决策和综合决策”三种类型；决策容易脱离根本目的；决策容易在两极中徘徊；决策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高校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决策系统仍然比较混乱；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失衡；缺乏程序意识和制约观念；没有建立决策支持系统，不重视决策评价。加强和改进高校决策，要转变决策观念，完善决策制度，提高决策能力。
课程建设。近几年的研究和实践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课程是大学最重要的事，又是最容易忽视的事”。课程对学生全面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十分重要。课程的重要性体现在“四个结合点”：课程是学生与学校的结合点；课程是学校与社会的结合点；课程是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点；课程是学生个体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结合点。从课程在学校的地位来看，课程建设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教育思想理念发展来看，课程建设正在从“重教”走向“重学”；从改革发展过程和课程建设发展内在逻辑来看，课程建设正在从课程开发走向课程理解；从教育教学方式变革来看，课程正在从封闭单向走向开放互动。
魏：您在十多年的研究中得出的一系列新的认识，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院校研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能否请您谈一下如何探索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刘：作为一种研究范式，院校研究同任何一个理论流派一样，在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或案例研究以后若长时期没有新的突破，就会面临危机和衰落。［4］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需要理论指导。科学研究是要运用现有理论、知识，去解决未知问题，从而发现规律，形成新的知识。经验的产生对理论有一定的依赖性，因而理论对经验具有先行激发作用。科学观察、测量中渗透着理论，因而理论对经验具有共时建构作用。理论审查经验的性质并作出评价，因而理论对经验具有事后解释作用。因此，探索院校研究理论十分重要。
2014年4月，院校研究会与中国海洋大学合作，在青岛举办了“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经过研讨，大家认为院校研究需要理论指导，要有理论追求，院校研究可以选择两种研究路径。院校研究的理论不必过于追求专属性，可以在运用多学科理论中探索。院校研究的方法具有多义性和迁移性，数据是院校研究的基础。我们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探索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重视工作的连续性，在经验积累中探索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重视人力资源建设，努力提高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既要继续加强定量研究，也要警惕定量研究的局限性；既要继续学习美国院校研究的经验，也要努力实现院校研究的中国化。
我国院校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初步探索，在理论与方法上形成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今后，为进一步提升院校研究的品质，在更高层次上、更广范围内取得新的突破，院校研究迫切需要理论与方法。探索院校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落脚点是人，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决策支持与管理咨询是院校研究的根本目的。实践需要理论，而理论又来源于实践，理论与实践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只有理论与实践相互推进，经过几个循环与轮回，才有可能在实践中总结出理论，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院校研究会有责任主动推进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建构院校研究自身的知识体系。要围绕组织变革与发展，借鉴制度理论，探索中层理论，以此指导院校研究实践；在大量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选取和创造适切的院校研究方法，吸引多学科人才，尤其是信息学科人才，做好数据挖掘工作。
魏：我了解到，2014 年11月，美国院校研究会执行副主席Christopher Coogan先生对华中科技大学进行了访问，并与中国院校研究会就下一步的国际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您能简要介绍一下吗？
刘：以主动姿态走向世界是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一直践行的原则。中心先后派出多名师生到国外进行考察交流。我和陈敏、张俊超等教授去加拿大皇家大学等考察，陈敏、姜嘉乐、张俊超等教授到英、法、德等国高校进行考察，张应强教授到日本东京大学作有关中国院校研究的讲座，中美院校合作培养博士研究生等等。2014年11月24日至30日，美国院校研究会执行副主席Christopher Coogan 先生来我校访问，并与中国院校研究会就下一步的国际合作达成了系列共识。
第一，中国院校研究会将与美国院校研究会合作成立中美院校研究科研合作中心，共同开展院校研究教材翻译出版、合作研究、院校研究人员培训等事宜。第二，中美院校研究会将合作进行院校研究系列教材的翻译出版，美国院校研究会将在版权授予、出版发行等方面给予支持。第三，美国院校研究会将会在中国院校研究国际会议及高级研讨班的美方专家遴选及推荐过程中提供协助，进一步提高中国院校研究的国际化水平。第四，美国院校研究会表示将会在院校研究人员培养和培训方面为中国院校研究会提供支持。美国院校研究会执行副主席 Christopher Coogan 表示将联系拥有院校研究证书培训项目的美国高校，为我国院校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提供实习和访问机会；为中国提供美方院校研究课程设计的相关资料；通过美国院校研究会“数据与决策”在线培训课程对中国院校研究人员进行培训，并颁发培训资格证书。
我相信，在推动院校研究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将继续深化对院校研究的理解，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推动我国现代大学管理的科学化。
魏：您作为院校研究会的会长，引领着中国院校研究的发展。面向未来，您有何设想？
刘：在十余年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要抓住根本，立足前沿，不断创新，努力推进院校研究走向一个新阶段。未来十年，是院校研究规范发展十年，总体目标是“以院校研究信息系统建设为重点，大力开展院校研究，使之逐步走向规范化”。
要推动更多的高校规划开展院校研究。现在，高校开始重视院校研究，但是扎扎实实规范开展院校研究的高校还不多，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现实。为此，要大力推进信息系统建设，为院校研究的开展，提供广泛、科学的数据。要培训院校研究人员。帮助他们学会建立院校研究机构，进行数据分析，信息发布，有效开展案例研究，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加强案例库的建设，进行广泛交流，逐步形成若干常模参照。
要深入探索院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院校研究需要理论指导，理论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院校研究有不同于一般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需要探索。掌握有效、适切的方法，是使院校研究走向规范化的关键。
进一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从国际上看，院校研究走在前沿的是美国，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借鉴美国的院校研究，并逐步走向中国化。今后，我们将与美国院校研究会紧密合作共同开展研究，共同培养研究生，共同培训院校研究人员，共同探索院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进一步发挥学会的作用，推进院校研究。精心组织多种形式的大型和小型研讨会。发挥省一级院校研究分会的作用，统筹规划，分工合作，群策群力推进院校研究的深入开展。
魏：谢谢刘教授接受采访。
李：谢谢！
【参考文献】
原文刊载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1期74-82页，原题为《院校研究中国化：问题、理论与实践——刘献君教授专访》，感谢编辑部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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